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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4月，春耕时节，我们走进华东某行政村下属的一个自然村。这个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村落，如今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几乎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坐在褪了色的门廊下，用布满老茧的手卷着烟叶，向我们讲述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变迁。

　　村庄的土路上很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偶有中年人骑着电动车匆匆而过，都是趁着农忙时节回来帮工的。老人们说，现在村里常住人口不到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那些空置的砖房，很多都是在外打工的子女们盖的面子房。

　　在村东头的老槐树下，几位曾担任过生产队干部的老人围坐在一起。78岁的王老汉用竹烟杆敲着树根，说起1982年分田到户时的情形：那天干部来宣布政策，大伙儿都懵了。有人欢喜有人愁，拖拉机、耕牛这些集体财产怎么分，吵了整整三天。

　　炊烟袅袅中，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着时期的图景。李婆婆从褪色的蓝布围裙口袋里掏出当年的工分本，纸页已经泛黄脆裂。她指着上面歪歪扭扭的记录说：那时候干一天活记10个工分，年底算账，一个工分值八分钱。这些发黄的纸片，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

　　在走访的二十多户人家里，几乎每家的堂屋都挂着褪色的奖状和集体合影。老人们说起往事时，眼睛里闪着复杂的光。他们既怀念那个大锅饭时代的热闹，又承认包产到户后肚子确实吃饱了。这种矛盾的心态，恰如这个村庄正在经历的新旧交替。

　　78岁的王德发蹲在自家水泥晒场上，一边翻晒新收的油菜籽，一边用竹烟杆点着远处的田垄：那会儿分田，就像老天爷突然开了眼。

　　1982年春天，公社干部带着测量队进村时，这个拥有三百多户人家的生产队只有一台老式东方红拖拉机。66岁的会计赵建国翻出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当年集体资产清单：拖拉机1台、抽水机3台、耕牛12头、木船5条。最值钱的就是那台拖拉机，分田时抓阄，老张家抽到了，高兴得放了挂万响鞭炮。但老人们都说，真正让粮食增产的，不是这台铁疙瘩，而是突然能买到的尿素和磷肥。

　　在村东头的老茶馆里，十几个白发老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还原着当年的场景。河网密布的地形确实制约了机械化——田块被河道分割得支离破碎，大型机械转不开身。72岁的徐木匠回忆，他年轻时去北方走亲戚，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轰隆作业，回来跟队长建议买机器，队长苦笑着指了指村外弯弯曲曲的田埂：咱们这地方，船比车好使。

　　但更深刻的变革发生在劳动方式上。65岁的孙寡妇说得实在：单干后最舒心的就是不用天不亮就听哨子下地了。她现在她家六亩承包地里种着水稻、油菜，还养了半亩塘鱼，想啥时候干就啥时候干，累了就歇。

　　在村西的碾米坊前，我们遇到了正在排队磨面的周老汉。他1978年当过生产队长，说起集体劳动的弊端直摇头：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壮劳力偷懒，老实人吃亏，年底分红照样按人头算。分田后，他家第一年收的稻谷就比公社时期全家五年的余粮还多。

　　不过也有老人提起，单干后村里的水渠多年失修，直到2006年才重修。现年80岁的原大队支书张为民叹气说：集体有集体的好处，单干有单干的难处。现在年轻人全跑城里去了，这些地...他望着远处几块明显撂荒的田块，没再说下去。

　　在村档案室尘封的柜子里，我们翻到了1982年的分田档案。发黄的纸张上详细记录着每户分得的田亩数、等级和位置。有意思的是，几乎每家都在是否自愿栏按了红手印。问起这事，正在整理档案的村会计小陈笑道：听我爷爷说，当时根本不用动员，大家伙儿都是抢着按手印。

　　暮色渐浓时，我们跟着放鹅归来的老孙头走过田间小道。他指着远处星罗棋布的温室大棚说：现在这些地，跟咱们那会儿早不是一回事喽。河面上倒映着晚霞，几只白鹭掠过水面，远处传来联合收割机的轰鸣。

　　分田后的头几年，变化确实立竿见影。化肥供应放开了，新品种推广了，粮食产量眼看着往上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话，让村民们干劲十足。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产量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投入品的改善，而非单纯的生产关系变革。

　　土地细碎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体现公平，村里把好田差田、远田近田搭配分配。李老汉家分到的四亩地，一块在屋后，一块在村西，最远的一块要走半小时。想用机器？先得把拖拉机请来，再挨家挨户商量，麻烦得很。这种分散经营的模式，实际上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如今村里虽然有了插秧机、收割机，但都是农户各自购置的小型机械，效率远不如集体化时期规划中的大型农机具。

　　现年68岁的农机手老刘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花三万八买的收割机，每年光维修保养就要四五千。不接外活根本回不了本。说着他指了指仓库里生锈的零件，这些还是托人从县里农机站淘换来的，贵着呢。

　　黄昏时分，我们跟着放牛的老孙头走过田间。他指着远处几块撂荒的地说：这些地的主人在城里送外卖，比种地挣得多多了。单干四十年后，这个村庄面临的新问题是土地没人种。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曾经为了多分一亩地争得面红耳赤。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悖论——当年为了自由而放弃的集体，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在年轻人外出务工的大潮中自发重组：留守的老人互相帮工，农机手们组成服务队，土地流转渐渐兴起……

　　2015年前后，村里开始出现土地流转潮。最初是几户外出打工的人家把地租给邻居种，后来逐渐发展成整片流转。现任村支书王建军介绍，现在全村90%的耕地都流转给了七个承包大户，年租金从最初的500元/亩涨到了现在的1200元/亩。

　　这些承包地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化特征：水稻种植大户张老板承包了800亩地，拥有三台大型拖拉机和两架植保无人机。农忙时他会雇佣30多个本村老人，日工资80-100元。龙虾养殖基地占地300亩，由浙江来的投资商经营，采用全自动化投喂系统，平时只需要5个技术员管理。苗木种植园主要培育城市绿化用的香樟和桂花，老板是本地人，但在上海设有销售公司。

　　与规整的承包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散落在村庄各个角落的自留地。这些地块大多不超过半亩，分布在房前屋后、河堤边坡甚至坟地周边。68岁的孙大娘每天要骑着三轮车往返于分布在村里四个方位的自留地之间，最远的一块要走两里地。

　　现在种自留地的都是我们这些老骨头。孙大娘一边给菜地浇水一边说，年轻人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她的自留地里种着时令蔬菜、红薯和玉米，还养了十几只鸡鸭，够自己吃就行，多的送给城里回来的孩子们。

　　这个传统农业村庄的工业萌芽始于2008年。最初是几户人家购置了二手纺织机，承接附近镇上手袋厂的来料加工。现在村里有六家小型加工坊，最大的雇了15个女工。

　　58岁的加工作坊主李美凤说：我们这计件工资，手快的一个月能挣3000多。她的作坊里，六台缝纫机嗡嗡作响，女工们正在缝制出口日本的布艺玩偶。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但这份工作吸引了不少四五十岁的农村妇女。更具规模的是2013年落户的生物质燃料厂。这个占地20亩的工厂名义上是利用秸秆生产环保燃料，但实际上主要原料来自30公里外家具城的木屑。厂里20多个工人中，只有门卫老赵是本村人。

　　傍晚时分，村庄呈现出奇特的景象：承包地的现代化大棚里，补光灯自动亮起；自留地的菜畦旁，老人弯腰除草；加工作坊的灯光下，女工们还在赶制订单。这个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村庄，既保留着传统农耕文明的最后倔强，又不可避免地卷入工业化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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